來源：華夏時報
摘要：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沈蘇南告訴記者，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全國已有162個縣級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被撤銷或擬撤銷，占比總量的5%左右。究其原因，水源水質不達標和水源地保護區用地沖突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同時，保護區用地沖突往往也會給水源水質帶來潛在風險。
近日，一則《王岐山考察丹江口水庫 飲用剛打上來的水》的新聞突然引發關注。內容顯示，11月15日，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在湖北調研期間，乘船考察丹江口水庫生態環境保護情況，親自試喝了剛從水庫打上來的清水。
“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不折不扣貫徹落實黨中央關于生態環境保護決策部署，下功夫守護好綠水青山。”王岐山強調說。
王岐山考察丹江口水庫的背后，其實是中國飲用水水源地的危機和警報。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沈蘇南告訴記者，據公開資料不完全統計，近年來，全國已有162個縣級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被撤銷或擬撤銷，占比總量的5%左右。究其原因，水源水質不達標和水源地保護區用地沖突占了很大一部分比例，同時，保護區用地沖突往往也會給水源水質帶來潛在風險。
保護水源地，減少“水質型缺水”，已成為環境保護工作的當務之急。
162個水源地被撤銷
廣州市流溪河西航道水源地、廈門市上李水庫水源地、南京市浦口區長江浦口水源地、成都市自來水二廠水源地……這一個個名字，都是已經撤銷，或者即將撤銷的水源地。
根據公眾與環境研究中心的不完全統計，類似這樣已撤銷或擬撤銷的水源地，在全國范圍內總計有162個。而全國現有縣級以上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大約3100個左右，也就是說，被撤銷的水源地數量已經占比總量的5%左右。
根據沈蘇南的觀察，這些水源地的撤銷公告的發布時間大多集中在2016年以后。從這一年開始，原環保部啟動了長江經濟帶飲用水水源地環境保護執法專項行動(下稱“專項行動”)，用了兩年時間，基本完成長江經濟帶所有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的排查整治。
“2016年以來，有關水源地撤銷的信息發布的頻率比以前高得多。我們推測，可能在專項行動過程中，發現了一些問題，有些水源地已經不再適合繼續作為水源地使用了，導致其必須被撤銷，所以才會有如此大量的信息涌現。”沈蘇南說。
為了保證水源的穩定供應，每撤銷一個水源地，一般還會尋找新的替代水源，所以總量并不一定會減少太多。不過，要想再找到像老水源地那樣地理條件近便、水量供應充足、水質良好的新水源地卻是沒那么容易了，很多地方都不得不遠距離調水。
以上海市為例，其重要水源地是黃浦江，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黃浦江下游的水質就不斷惡化。1987年，上海市把自來水取水口上移至黃浦江上游的臨江河段。1998年，又進一步上移至更上游的松浦大橋河段。到了2016年，金澤水庫建成，比松浦大橋取水口又上移了40公里。
事實上，由于黃浦江的水源已經很難保障供水質量，上海早已將長江確定為第二水源。2011年，長江口青草沙水庫就開始全面供水，目前供水量已占上海全市原水供應的70%左右。
水源污染是主因
在沈蘇南看來，每撤銷一個水源地，都代表著一次“痛苦的割舍”。
“水源地一旦被設立，一般不會去輕易改動，因為改動的成本太大了。”她說，“設立一個水源地，往往意味著旁邊會建設一個配套的水廠，相關的供水管道也要重新鋪設。一旦變化，這些已有的投入很可能遭受損失。而如果要保留舊水廠和供水管線，就不得不鋪設長距離取水管道，來讓這個水廠繼續運行。”
同時，設立新的水源地，有時又意味著要在河流上游重新修建一個新的水庫，這又會帶來生態影響和移民安置難題，代價也非常高昂。所以，如果不是到了“迫不得已、無可救藥”的地步，地方一般不會輕易地去更改水源地的位置。
既然如此，過去兩年為何還有大量的水源地被撤銷?沈蘇南表示，從根源上說，這與水源水質受到污染或水源水質面臨潛在環境風險有很大關系，江蘇鹽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據了解，鹽城地處蘇北里下河地區，水網密布，僅市區就有近200條河道，按理說不應該缺水。但由于水源地保護做得不好，2009年至2015年期間，發生了多起自來水異味事故。
2009年2月，當地市民在自來水中聞到了刺鼻的農藥味，經查系當地城西水廠原水受到了酚類化合物的污染，鹽城市緊急停水達70多個小時。2014年2月，鹽城自來水再次出現異味，經查這一次是因為大量生活污水、糞便及農作物施肥隨雨水沖刷入河，造成原水氨氮超標。2015年4月，鹽城市再次大面積斷水長達30多小時，原因又是“市區通榆河飲用水源地水質出現不穩定情況”。
為了解決這一問題，鹽城也嘗試對本地水源采取一些保護措施，但短期內都難以徹底改善。最終，鹽城不得不“舍近求遠”，從揚州市鋪設83公里長的管線，將長江水遠距離調運過來，才解決了500萬居民的飲水安全問題。
可是，如果任由污染發展下去，長江水也不一定是安全的了。在2016年的中央環保督察中，督察組專門針對長江水源地進行了督察。結果顯示，在長江江蘇段分布的30個集中式飲用水水源地中，督察組現場抽查了12個，發現有8個都存在環境違法問題，環境風險十分突出。
“如果是天然的‘水量型缺水’，這是自然稟賦問題。但如果是污染造成的‘水質型缺水’，使得有限的水資源進一步減少，就顯得非常可惜了，應該盡量減少這一狀況的發生。”沈蘇南表示。
水源地保護法規制度需落實
除了水源污染，水源地撤銷還可能有其他一些原因。
例如，隨著城市發展，原本位于城市邊緣的水源地逐漸被納入城中心的范疇，水源地保護需求與經濟發展需求相沖突，導致水源地保護區被撤銷或調整;還有的當初的水源地保護區區劃本身可能就有問題，例如把整個縣都納入了保護區范圍，造成保護與開發工作都無法正常開展等等。
除了規劃問題，還有的水源地管理上存在缺失，沒有立邊界、樹圍擋、建標識牌，也沒有固定的巡查機制，外邊的人不知道這里是水源地保護區，保護意識淡漠，保護也就無從談起了。
“在水源地執法專項行動中，查出在很多水源地保護區內，存在農田、林地、住宅區、工廠、倉庫、碼頭、餐飲娛樂設施，甚至是垃圾轉運站，其中確實有不少是歷史遺留問題，遷移起來比較困難的。但是，也有很多是水源地保護區設立以后才新增加的，這些就純粹是管理問題了。”沈蘇南說。
事實上，我國早在1984年就頒布實施了《水污染防治法》，其中明確要求加強飲用水水源地保護。在1996年、2008年和2017年又三次修訂法律，要求對集中式飲用水源，劃定保護區并設立地理界標和警示標志，保護區內不得建有排污口、違法建筑等項目。1989年還頒布了專門的《飲用水水源保護區污染防治管理規定》，并于2010年進行了修訂。
“法律法規規范、標準等其實已經比較完善了，水源地保護都是有法可依、有章可循的，重要的是如何去執行。”沈蘇南表示，從目前情況看，無論是水源污染，還是規劃不當，抑或是管理缺位等，都顯示出整個的水源地管理出了一些問題，需要我們從整體上去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