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澎湃新聞
近日，中辦、國辦在第二輪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啟動之際印發了《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規定》(簡稱《規定》)。6月27日上午，生態環境部副部長翟青就《規定》內容進行解讀并答記者問，這是時隔三年，翟青第二次出席國新辦發布會就環保督察制度答記者問。
澎湃新聞在發布會現場觀察到，翟青在近1個小時的解讀中透露三大信號：對于第一輪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發現的問題，特別是一些重大的問題，第二輪還將繼續盯住不放。
“一定會以‘釘釘子’的精神來確保這些問題得到徹底解決，問題不解決，絕不會松手。”翟青堅定地說。
在問及環保督察與環保日常監督執法的關系時，翟青強調，督察不是要代替日常的監督執法，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地方日常監督執法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通過發現一些典型的案例、突出的問題，以點帶面來督促地方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建立長效機制，進一步加強日常監管。”
翟青在答記者問時還列舉了多起督察幫助推動地方解決環境問題的同時實現經濟綠色發展雙贏的案例，并明確將把落實新的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作為今后督察的重要內容。
這些案例給此前“抓環保影響經濟”的言論以有力的反擊，向社會透露出環保督政的另一重要作用，即環保督察在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的同時，解決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新規對督察人員和被督察對象雙方亮明底線
環保督察這一出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新制度，用了三年時間讓環保督政成為一種新常態。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簡稱《方案》)，要求全面落實黨委、政府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主體責任。
當年9月，翟青首次出席國新辦新聞發布會對《方案》進行解讀，當時他只說了三點：督察制度層極高、實行“黨政同責”、強調督察結果的應用。
那次發布會后不久，還未揭開“神秘面紗”的中央環保督察組就進駐河北開展試點并用了兩年時間覆蓋全國，此后督察組用了一年時間對督察發現的問題整改情況開展“回頭看”。
三年的實踐證明，通過環保督察這種督政方式，不僅僅推動地方解決了一批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在促進地方樹立新的發展理念，提高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過，此前的《方案》雖然在第一輪中央環保督察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工作過程中，有些要求、有些工作還缺少一些細化規定，督察工作的法制基礎還需要進一步提升。
翟青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環境部會同有關部門在深入調查研究，反復評估論證的基礎上，提出《規定》初稿，經中央批準之后，正式印發實施。
6月27日上午，翟青在解讀會一開始就點明了《規定》的鮮明特點。他說，《規定》作為黨內法規，具有很強的紀律剛性。一方面，對被督察對象明確了嚴格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另一方面，對督察組和督察人員提出了更加嚴格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
“這些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對于雙方而言，都是不可觸碰的紅線和底線。”翟青說。
從內容上看，相比此前的《方案》，《規定》完善了中央環保督察制度的頂層設計，亮點頗多，包括督察領導小組的變化，由國務院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領導小組升格為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領導小組;督察對象增加了國務院相關部門和央企，規定了每五年一輪的常態化督察方式以及例行督察、專項督察和“回頭看”等三種督察類型等等。此外，《規定》還專設一章細化了督察程序和權限，并對中央和省兩級督察格局予以明確。
中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陳海嵩在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表示，總體而言，《規定》正式用黨內法規的方式，對環保督察制度進行了較為全面的規定，能夠對中央環保督察制度起到一定的規范和制約作用，而且《規定》中有黨內法規和國家法律相互協調的內容，和現有的法律體系保持一致，應該說是中國特色生態環境法治的一個標志性成果。
督察工作領導小組由8部門組成，新設置更利于督察結果的運用
2016年12月14日，中央環保督察組下沉汕頭市督察，與汕頭市委、市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了解本市環境保護工作開展情況。 本文均來自澎湃新聞記者刁凡超資料圖
首輪督察中，在每批督察結束后，督察組要將重大問題向中央報告，督察結果向中央組織部移交移送，這些結果作為被督察對象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核評價任免的重要依據。
同時，對環境問題十分突出、環境質量明顯惡化、國家下達的任務沒有完成，以及領導干部在環境保護方面不作為、亂作為，甚至于失職、瀆職的，濫用權力的6方面情形，需要追究黨紀政紀責任的，督察組按程序向紀檢監察部門移送。截至目前，首輪例行督察移交地方387個責任追究問題共問責4218人。
值得注意的是，首輪例行督察問責的人員中涉及國土326人、水利308人、住建262人、發改145人等。
《規定》明確今后督察工作由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組織協調和推動，領導小組組長、副組長由黨中央、國務院研究確定，組成部門包括中央辦公廳、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國務院辦公廳、司法部、生態環境部、審計署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等8個部門。
相比之前的《規定》，組成部門減少了國家發改委、工信部、住建部、水利部等部委。
翟青解讀說，領導小組的這種設置主要還是由于督察工作的性質決定的，“這種協調機制的設立、領導機構的設立，有利于強化督察的權威，有利于督察結果的運用，確保督察形成的報告、形成的結論能夠得到有效運用，現在的設置是非常有利的。另外，還有利于把生態文明建設和生態環境保護的政治責任進一步夯實，進一步落實到位。”
以環保督察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
2018年6月10日，督察人員正對礦渣區域內的積水取樣檢測
環境部長李干杰在6月2日的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2019年會舉辦主題論壇上就提到，高質量發展將是我國“十四五”時期的重要目標，綠色轉型是這一時期的重大趨勢。
首輪督察開展三年多的實踐證明，通過督察不僅僅推動地方解決了一批突出的生態環境問題，也在促進地方樹立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新疆，通過督察明確了禁止“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項目進疆;在內蒙古實施了“以水定產”政策，使得一些高耗水產業得到了有效遏制，過度發展得到有效遏制;在廣東東莞的華陽湖地區，之前污水遍地、垃圾遍地、臭氣熏天，經過這幾年的整改，現在已經變成了國家級濕地公園，實現發展的華麗轉身。
“通過這幾年督察，我們深刻感受到地方各級黨委政府生態環境保護責任意識明顯增強，這點我相信大家都有相同的感受。”翟青說。
督察通過對一些污染重、能耗高、排放多、技術水平低的“散亂污”企業的整治，有效規范了市場秩序，創造了公平的市場環境，從更深層次激發了生產要素的活力，有效解決了“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使合法合規企業的生產效益逐步提升。
同時，督察也推動了綠色產業的加快發展，對一些綠色產業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比如在黑臭水體整治方面，三年來，在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的強力推動之下，全國36個重點城市的黑臭水體治理取得了顯著成效，例如在推進城市污水管網建設過程中，初步統計，政府累計投資了1140億元，新增污水管網19872公里，新建污水處理廠(設施)305座，新增污水處理能力1415萬噸/日。這些一方面解決了生態環境問題，另一方面也拉動了經濟的增長，同時還提升了城市的品位，應該說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都得到了提升，實現了多贏。
2018年9月，督察組在廣西欽州下沉督察時發現這里土法煉鋁企業生產場面如“刀耕火種”，工人無任何防護措施，廠區無環保設施
令社會公眾拍手稱快的是，首輪督察通報、曝光了大量典型案例。翟青表示，第二輪督察也會強化信息公開，強化典型案例的曝光，但他也同時明確，不要忽視環保日常監督執法的作用。
在談及中央生態環保督察和地方日常監督執法的關系時，翟青認為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翟青說：“地方在日常的環保監督執法過程中發現、查處的問題遠遠多于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所發現的問題，這是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和地方日常監督執法之間的關系其實是一個相輔相成的關系，通過環保督察發現一些典型案例和突出的環境問題，通過以點帶面，來督促地方進一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進一步建立長效機制，進一步加強日常監管，這是兩者間最基本的關系。”
